本文围绕技术民族主义展开,介绍了其起源、内涵、演变历程,分析了中国企业在创新方面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瓶颈,最后提出中国企业应理性应对,跨越创新障碍。
技术民族主义(Techno – nationalism)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这一概念是由美国学者罗伯特·里奇在剖析美日半导体竞争的过程中提出来的。
技术民族主义的核心内涵是将技术能力看作国家综合实力的战略支柱。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技术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话语权。技术能力不仅关乎经济发展,还涉及国家安全、军事力量等多个重要领域。
它的演变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冷战时期,以美苏之间的技术封锁和军事竞赛为显著特征。双方为了在军事和科技领域占据优势,对关键技术进行严格封锁,防止技术外流。全球化初期,技术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转变为知识产权垄断与标准壁垒。一些发达国家凭借自身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通过申请大量专利、制定行业标准等方式,限制其他国家的技术发展。而当前,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技术民族主义体现为技术脱钩、联盟对抗与标准分裂。一些国家试图通过切断技术合作、组建技术联盟等手段,对其他国家进行技术打压。
技术民族主义的本质反映出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在安全焦虑与技术开放之间进行艰难权衡。一方面,国家需要保障自身的技术安全,防止关键技术被他国掌控;另一方面,又要积极参与全球技术合作,以获取更多的技术资源和发展机会。这种权衡的结果将深刻影响全球科技治理格局。
近年来,我国企业在多个战略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实现了从技术追赶到局部领跑的跨越。在数字技术领域,DeepSeek大模型在复杂推理任务上达到了国际顶尖水平,展现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强大实力。在轨道交通领域,我国自主研发设计、自主制造的世界首台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程化样车及试验线正式启用,设计时速达620公里,这一成果标志着我国在轨道交通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在生物科技领域,人工心脏研发突破了体外磁悬浮技术瓶颈,10%高蛋白玉米新品种推动了粮食安全战略升级。这些成就的背后,彰显的是我国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提升。
然而,尽管我国在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现阶段制约突破式创新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我国在一些关键基础材料以及工业软件领域还存在一定的短板。例如,在半导体材料、高端轴承钢等35类关键基础材料上,进口依赖度仍超过80%。工业软件市场外资占比高达75%,EDA工具等“卡脖子”问题亟待解决。这些瓶颈反映出我国创新体系在“0到1”原始创新、跨界协同机制、创新风险包容度等方面仍然面临着深层挑战。
当下,中国企业的突破式创新正站在历史性的拐点上。我们需要以更加理性的视角来审视创新进程。既要警惕“技术民族主义”带来的不良影响,避免陷入技术封锁和孤立的困境;也要避免患上“短板焦虑症”,不能因为存在一些短板就丧失信心和创新动力。
我们要坚守“长期主义”的创新定力,持续投入研发,注重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同时,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激发“创造性破坏”的活力,鼓励企业勇于尝试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只要我们能够做到这些,中国完全有能力在更多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为全球科技创新贡献东方智慧。
刘志阳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讲席教授、创业学院执行院长、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团队首席专家
本文先介绍了技术民族主义的起源、内涵和演变历程,接着阐述我国企业在创新领域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瓶颈,最后强调中国企业在创新拐点应理性应对,坚守“长期主义”,深化改革,以实现更多领域的跨越发展,为全球科技贡献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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