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高考困境：从独木桥到“学历内卷”的深渊，韩国高考：年轻人被学历“绑架”的沉重枷锁

本文聚焦韩国全国大学入学考试，深入剖析了韩国学历主义的形成原因、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包括对年轻人身心健康和社会观念的冲击，还提及韩国政府减负措施的失效情况，最后呼吁韩国重新定义“成功”。

在3月26日的《日本时报》上，有一篇题为《入学考试之战——韩国年轻人的压力锅》的文章。午夜的首尔街头静谧无声，而有一位高中生却还在书桌前埋头苦读。尽管他的身体已经疲惫到了极点，双眼布满血丝，坐姿也略显佝偻，但眼神中却透露出一股坚定不移的决心。他正在为韩国全国大学入学考试全力冲刺，这场一年一度的考试，就像是他人生的“决定性时刻”。因为这场考试的结果，将直接决定哪所高校会向他敞开大门，而高校的层次又会进一步影响他未来的工作选择、收入水平，甚至会彻底改变他整个人生的轨迹。

韩国高考早已不只是一场单纯的学术评估，它已然演变成了一种社会仪式。在考试期间，整个韩国都仿佛进入了“高考模式”。公司特意错开工作时间，减少交通拥堵，避免影响考生赶赴考场；施工队也会自觉保持安静，停止一切可能产生噪音的作业；就连飞机都会限制航线，防止噪音干扰考场。这一切的举动，都是为了给考生创造最佳的考试条件。

学历主义在韩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它是韩国战后经济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以三星和现代为代表的财阀，在背后大力推动着学历主义的发展。在韩国的劳动力市场上，高学历人士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经济竞争日益激烈，这些大型企业更是倾向于从精英名校招聘人才。这就使得名校毕业证书的含金量不断攀升，如同稀缺的珍宝一般，备受追捧。

相关数据显示出学历差异带来的巨大经济差距。进入大型企业的韩国应届毕业生起薪，是进入小公司同龄人的1.52倍，而在日本这一数字仅为1.13倍。学历主义的影响在韩国日趋严重，它不仅让韩国年轻人在工作生涯中苦不堪言，还早早地给他们的童年蒙上了一层阴影。非营利组织韩国儿童基金会在2023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越来越多的韩国儿童和青少年感到“不快乐”，主要原因就是睡眠不足和学习时间过长。同年，自杀的韩国学生达到了214人，创下了历史新高，这个数字是8年前的两倍多。虽然心理健康问题、家庭环境以及人际冲突等都是造成这一悲剧的因素，但学业压力仍是其中35桩悲剧的直接原因。

“韩国是一个不给第二次机会的国家”，这种“一锤子买卖”式的教育制度，给韩国年轻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高考就像是韩国社会金字塔的地基，能否进入顶尖大学，几乎可以左右一个人的职业选择、婚姻状况和社会地位。这场竞争就如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其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一场高风险的赌博。韩国历史最悠久的补习班的首席执行官透露，韩国家庭在补习班等私立教育上投入了巨额资金。几乎80%的学生都会参加补习班，有些家庭甚至愿意每个月花400万韩元（约合2万元人民币）给孩子补课。

对高学历的偏执追求，让韩国人逐渐沦为了一张简单的证书清单。在韩国社会，通常用以形容商品的“规格”一词，被拿来对个人的学历、外貌、公司、财富等进行分类。人们不再根据内在品质去看待他人，而是将人概念化为“行走的简历”，学术血统成了决定一个人主要价值的关键因素。这种语言上的物化现象，深刻地反映了韩国社会的现状，它痴迷于生产力和所谓“成功”，导致人与人之间缺乏基本的同理心。

韩国政府也曾多次尝试为年轻人减负，但这些干预措施大多都适得其反。比如，当局禁止补习班在晚上10时以后上文化课，家长们就会让孩子去上不受限制的体育课；政府鼓励企业采用“盲盒”招聘法，结果也不尽如人意。有人质疑这种做法的公平性：“不能在简历上写明我千辛万苦考入的大学校名，这公平吗？”

尽管韩国大学允许学生转学，但与日本不同的是，许多学生选择再次参加高考，而不是转学。他们希望将之前院校的名字从自己的教育记录中彻底抹除。这种做法实际上加剧了“学历内卷”，因为政策的频繁变更让家长们更加关注孩子的教育水平。在韩国，“规格”俨然已经成为人们获得工作保障的唯一可靠途径。

对学习的极致追求，让韩国年轻人缺乏人际交往的机会，难以建立亲密关系。202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65%的19岁至34岁韩国年轻人根本没有约会过。经历过经济危机的韩国父母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只要收入稳定，就能拥有美好的婚姻生活。”但现实却是残酷的，韩国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高达30%，年轻人的职业不稳定性是很自然的。这种世代创伤让困难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年轻人只能通过高考成绩来确保自己的未来。

因此，韩国应该重新定义什么是“成功”，要超越学术和职业的狭隘视野。例如改革工作和招聘制度，摆脱学历主义的束缚，解决“年轻人工资太低”的问题。关键在于从“一锤定音”的社会转变为尊重多元化道路、给予第二次乃至多次机会的社会，重新找回在“成功”祭坛上牺牲的人类尊严。

本文深入揭示了韩国学历主义盛行的现状、成因及带来的诸多问题，如年轻人身心压力巨大、社会观念物化、政府减负措施失效等，强调韩国需要重新定义“成功”，构建一个尊重多元化发展的社会，以拯救被学历“绑架”的年轻人和陷入困境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