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围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促进生育政策及发放育儿补贴展开,在两会结束后这一话题成为舆论热点。文中结合至少23个城市探索实施育儿补贴措施的情况,邀请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副院长杨凡对育儿补贴制度的诸多方面进行解读,包括钱的出处、补贴方式、覆盖范围、兼顾家庭差异、发放资格要素以及其他补贴措施等。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明确提出要制定促进生育政策,并发放育儿补贴。这一举措犹如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在两会结束之后,引发了舆论的持续关注。大家纷纷聚焦于育儿补贴怎么发、相关制度如何设计以及何时开始实施等问题。
目前,已经有至少23个城市开始探索实施育儿补贴措施。那么,各地的探索存在着怎样的异同?育儿补贴制度又该如何设计得更加科学、合理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专家的解读。
在推进育儿补贴制度的过程中,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钱从哪里来。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副院长杨凡分析指出,随着人口发展进程的推进,生育行为不仅能为家庭带来直接的效益,同时也会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生育成本应该由家庭和社会共同承担。除了家庭之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应当出一部分钱。
钱是不是越多越好呢?这主要取决于政策所处的阶段。在政策初期,适当提升钱的数量会使政策效果有明显的提升;然而到了政策后期,制约人们生育意愿的因素不再仅仅是钱,而是涉及到多个方面,需要其他政策协同配合。而且,如果在短期内发放过多的补贴,可能会给财政带来较大的压力,所以这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除了钱的出处和数量问题,还有一系列关于补贴措施的疑问,比如还有哪些补贴措施?育儿补贴应该发到孩子多少岁?是一次性发放还是按月发放呢?
杨凡表示,国外常见的做法是针对0至18岁的人群发放相关补贴。但我国在制定政策时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尤其在政策设计的初期,可以考虑将补贴的覆盖范围设定为0至3岁或0至6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再逐步扩大覆盖范围。
杨凡还详细分析了一次性发放和按月发放这两种方式的利弊。一次性发放操作起来比较便捷,行政成本也相对较低,人们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一笔可观的补贴金额,从而获得强烈的获得感;而按月发放则可以减轻财政压力。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监护人变动、居住地迁移等情况时有发生,按月发放能够根据这些变化进行精准补贴。
此外,杨凡还强调,社会各界应该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生育补贴理应覆盖一孩家庭。当前,很多地方的补贴政策只针对二孩和三孩家庭,这是因为这些家庭的数量相对较少,实施补贴不会给财政带来过大的压力。这种循序渐进的做法是合理的,先建立起制度,优先保障二孩、三孩家庭,后续再逐步扩展到一孩家庭。
在发放育儿补贴时,如何兼顾不同家庭之间的差异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杨凡指出,虽然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经济条件各不相同,但有研究表明,家庭经济条件越好,生育三孩的意愿也越高。因此,需要对生育补贴制度进行更加精细化的设计,这也是我国后续完善生育补贴制度的一个重要方向。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建立在对家庭收入、人群特征有精准了解的基础之上。
育儿补贴发放资格是否需要考虑补贴对象的“常住”要素呢?目前,大部分已经发放育儿补贴的城市都以户籍作为发放的前提条件。那么,未来是否一定要把“常住”作为发放育儿补贴的考虑要素呢?
杨凡认为,“常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因为常住意味着在当地长期生活,有些人可能在户籍地的收入水平较低,但在居住地的生活成本却较高,所以应该将“常住”纳入考虑范围。但前提是要对居民的收入信息有精准的了解,这也是未来需要完善的一个方向。
除了育儿补贴之外,还有哪些补贴措施呢?杨凡表示,发放补贴只是经济支持的一种方式,此外还可以通过税收手段,比如利用个人所得税的专项附加减免一定的税收。另外,住房方面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例如各地可以探索给予保障房优先使用权,或者在贷款的利率、首付、限购条件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
本文围绕育儿补贴政策展开多方面探讨,在各地已开始探索实施该政策的背景下,专家杨凡从钱的来源、补贴方式、覆盖范围、家庭差异兼顾、发放资格要素以及其他补贴措施等角度进行了解读。强调生育成本应由家庭和社会共担,补贴制度设计要循序渐进、精准精细,同时还提及了除育儿补贴外的其他经济支持手段,为我国完善生育补贴制度提供了多维度的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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