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聚焦于美国《国会山报》评论员艾伦·库珀曼的文章,深入剖析俄乌冲突爆发及持续的原因,指出特朗普关于乌克兰的争议性言论大多正确,认为乌克兰、拜登和普京对冲突都负有责任,并详细阐述了相关各方的决策失误导致战事拖延的情况。
美国《国会山报》于3月18日发表了评论员艾伦·库珀曼(Alan J. Kuperman)的文章。文中指出,“遗憾的是,特朗普关于乌克兰的看法是对的”。尽管特朗普有关乌克兰的言论颇具争议性,但大多是正确的。库珀曼表示,西方公众长期以来一直被关于乌克兰的虚假信息所误导。例如,2014年乌东冲突实际上是由乌克兰激进右翼分子挑起的,并非俄罗斯无端挑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违背明斯克协议,寻求加入北约,这激化了与俄罗斯的矛盾,最终导致2022年大规模冲突的爆发。
库珀曼写道:“我很少同意特朗普总统的观点,但他最近关于乌克兰的争议性言论大多是正确的。”特朗普的言论之所以看似荒谬,是因为西方观众十多年来一直被灌输关于乌克兰的虚假信息。现在有必要澄清三个关键点,以说明为何乌克兰人、前总统乔·拜登——而不仅仅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俄乌冲突的爆发和持续负有重大责任。
首先,大量的法庭证据,甚至基辅法院的裁决都证实,2014年是乌克兰右翼武装分子挑起了暴力事件,这引发了俄罗斯对乌克兰东南部(包括克里米亚)最初的军事行动。当时,乌克兰有一位亲俄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他在2010年胜选,得到了东南部俄族群体的强力支持。2013年,他决定与俄罗斯进行经济合作,而非与欧洲合作。这一决定引发了亲西方活动人士的不满,他们占领了首都广场和政府办公室。直到2014年2月中旬亚努科维奇做出重大让步,抗议者才逐渐撤离。
然而,右翼武装分子却在此时向警察及滞留的抗议者开枪,并谎称警察屠杀“手无寸铁的民众”。民众被“政府屠杀”的假象激怒,推翻了亚努科维奇政权,亚努科维奇逃往俄罗斯。随后,普京以保护俄族为由出兵克里米亚,并向顿巴斯运送武器。虽然这段历史不能为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开脱,但也表明俄罗斯的行动并非毫无缘由。
当地时间2025年2月28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在白宫会晤。视觉中国
其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做出了致命的误判。他违反明斯克协议,向北约寻求军援并争取成员国资格,从而引发了一场更大规模的冲突。2014至2015年签署的明斯克协议要求乌克兰在2015年底前赋予顿巴斯有限自治权,普京认为这一举措可以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或成为北约的军事基地。遗憾的是,乌克兰在七年间拒绝履行这一约定。泽连斯基在2019年竞选时曾一度承诺将履行协议以避免战争,但胜选后却出尔反尔,因为他担心对俄示弱会比冒险开战更有损自身形象。
于是,泽连斯基转而加大从北约进口武器的力度,这成为了普京发出“最后通牒”的导火索。2022年2月21日,俄罗斯承认顿巴斯独立并派遣“维和部队”,要求泽连斯基放弃加入北约的诉求。乌克兰拒绝后,俄乌冲突随即爆发。无论有意与否,泽连斯基的行为确实挑衅了俄方。
第三,拜登也对冲突的升级和持续起到了关键作用。2021年底,当普京在乌克兰边境集结部队并要求执行明斯克协议时,很明显,除非泽连斯基做出让步,否则俄罗斯将发动进攻,至少是为了在顿巴斯和克里米亚之间建立陆上通道。
考虑到乌克兰已经对美国军事援助存在生存依赖,如果拜登坚持要求泽连斯基满足普京的要求,这本是可以实现的。然而不幸的是,拜登将决定权留给了泽连斯基,并承诺如果俄罗斯“入侵”,美国将“迅速果断”地予以回应。泽连斯基以为美国给他对抗普京打开了绿灯。
文章指出,如果特朗普当时是总统,他可能不会提供这样的空白支票,那么泽连斯基将别无选择,只能执行明斯克协议以避免冲突。即使泽连斯基仍然拒绝协议并激怒俄罗斯发起进攻,特朗普也不会像拜登那样鲁莽地给予泽连斯基对和平谈判的否决权,拜登曾宣称“没有乌克兰的参与,就没有关于乌克兰的任何决定”。
正是这一承诺,悲剧性地鼓励了乌克兰延长冲突,期望最终能得到美国决定性的军事援助。而拜登又因核风险限制军援,给了乌克兰不切实际的希望,导致冲突无谓拖延。两年间战线仅变动1%,却导致数十万人伤亡。
如今,尽管结束冲突的和平方案框架已然明晰,细节尚待商榷。正如美俄领导人在通话中所讨论的那样:俄罗斯继续控制克里米亚及乌东南部,剩余乌克兰领土不加入北约但获得西方安全保证。可悲的是,若拜登在两年前早将军援与泽连斯基谈判停火挂钩,这样的计划本可以实现。
更可悲的是,对乌克兰而言,现在无论达成怎样的协议,只会比当初被愚蠢抛弃的明斯克协议更糟——这一切都归咎于泽连斯基的政治野心及他对美国支持的天真幻想。
本文通过引用美国《国会山报》评论员的文章,深入分析了俄乌冲突爆发和持续的原因。指出特朗普关于乌克兰的看法有其合理性,乌克兰右翼武装分子挑起冲突、泽连斯基违背协议寻求北约支持以及拜登决策失误等多方因素导致了冲突的升级和拖延。如今和平方案框架虽已明晰,但对乌克兰而言结果可能比当初更糟,这警示各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应保持理性和克制,避免因决策失误造成更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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