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宁：大运河畔的璀璨明珠，见证兴衰变迁

本文详细讲述了京杭大运河的历史渊源、关键节点城市济宁在运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作者回忆了在运河边的生活，也描述了运河由盛转衰再到重焕生机的过程，展现了运河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

倘若追溯京杭大运河的源头，公元前487年吴王夫差开辟邗沟，可视为其发端。自此开始，京杭大运河已经走过了2500年的漫长岁月。不过，真正具有现代意义上的京杭运河，是以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会通河与通惠河的凿竣为标志。依照全新的规划线路，将原本以洛阳为中心的隋唐运河改道，转向大都（北京），自此运河有了“京杭”的冠名，至今也已超过700年。这条南起杭州、北至大都的人工运河新航线的全线贯通，无疑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创举。它一路向北，横穿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这五大东西流向的水系，流经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天津和北京六个省市，成为了世界上最长的人造河流。

在全长1800公里的大运河中段，有一座至关重要的城市——济州。它地处长江流域进入华北丘陵的过渡带上，“临齐鲁之交、据燕吴之冲”，同时也是运河全程海拔的至高点。要让遵循“水往低处流”自然规律的河水逆向穿越“水脊”，并且在缺水少雨的北方河道提供足够的水源，这成为了运河改道直通大都面临的最大难题。从至元十七年起，元朝先后疏通了任城至东平的济洲河，开凿了东平到临清的会通河以及大都至通州的通惠河，初步打通了京杭运河的南北航道。然而，枯水季节的航运依然受到严重制约。特别是明朝洪武年间的黄河决口，新开水道大多被壅塞，运河漕运一度陷入瘫痪状态。在这紧要关头，临危受命的明朝工部尚书宋礼，在多方探寻、勘察和尝试无果之后，最终采纳了当地乡贤白英老人的建议。白英老人饱读诗书且精通水文地理，他提议在济州境内的至高点南旺筑堤加坝、“立郾建闸”，引济水、黄河、汶水和洸府河水“会其源”，形成了湖湖相依、河河相通、渠渠相连的巨大水网系统。按照“三分朝天子、七分下江南”的比例“置闸以分其流”，“以六闸撙节水势，启闭通放舟楫”，从根本上解决了河道决淤和水源不足的难题，确保了大运河水运的畅通无阻。

鉴于济州在调控南北河运大动脉中具有特殊地位，元朝取“济水安宁”的美好寓意，将因济水而得名的济州县改名并升格为济宁府。元、明、清三代均设有专职的河道总督衙门，除了短时间有过淮安和京畿的并行机构之外，国家最高的水利衙门一直设在济宁，“并领济之南北漕”。衙门配备有专职的兵营和分工明确的72个内设机构，前后有上百个有案可稽的治河名吏在此任职，像宋礼、潘季训、林则徐等。济宁由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运河之都”。作为南北运河的分界点、漕运的重要节点和河道的管理中枢，济宁呈现出“车马临四达之衢、商贾集五都之市”，“官舸商舶鳞集、麻拥于济城之下”的繁荣景象。很快，济宁发展成为商贾云集、行栈店铺林立，南北商品大宗交易的商贸与交通重镇。马可波罗曾由衷感慨：河中船舶数量之多，几乎令人难以置信；诗人笔下更是描绘出一派“日中市贸群物聚，红氍碧碗堆如山；商人嗜利暮不散，酒楼歌馆相喧阗”的繁盛景象。密集的客流、繁荣的商贸和富庶的经济，带动了各种兼融南北风尚的园林府第、楼堂馆所和客舍饭庄等纷纷涌现，这让济宁当之无愧地成为鲁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坊间一直享有“江北小苏州”的美誉。

我的老家祖屋坐落在济宁城南石佛闸口北侧的运河大堤上。所谓的大堤，实际上是当初因导流建闸所挖土方堆积而成的“土山”。尽管早年用于防洪泄水的闸门早已废弃，仅存斑驳的青石闸基，但拱卫闸口抗御洪流冲击的巨型夯土堆，却成了后世居民造房安家的风水宝地。老辈人说，其地势之高，可与济宁市最高的太白楼顶持平。这处老宅保障了我们家虽身处水乡，却从未受到过洪水侵袭。

出门便是运河，每天一睁开眼，映入眼帘的不是河水的涨落，就是河中穿梭的船只。直到上世纪中后期，家乡运河的漕运依然十分红火，各种货船、渔船和客轮川流不息。在那个年代，除了少数客轮备有内燃机动力之外，大多数渔船和货运船只全靠人力操控。遇上繁忙的货运季节，拉船纤夫的号子此起彼伏、昼夜不息。印象中，号子的节奏虽然单调，但却铿锵有力。号子通常由船头撑篙引航的艄公起句，岸上的拉纤人应答。其内容似乎没有固定格式，多是顺口现卦、即兴创作，例如“伙家们呦，加把油呦，前面就是济宁州哟，妹子等在大门口呦，盼着哥哥去喝粥”之类。纤夫们的答词更为简捷，多是起句尾词配以“嗨嗨呦”或“嗨呦呦”之类的虚词作回应。估计只有这种短促简捷的腔调，才能起到振奋情绪、统一步调、化解疲劳的神奇效能。或许是因为沿堤而居的缘故，家里常有声嘶力竭、汗流浃背的纤夫敲门讨水喝。记忆中，祖母总是热情地倒茶，但纤夫大多婉言谢绝，他们只喝缸里的井水，因为焦渴和赶路的急需，着实等不及开水变凉。

常年流动的活水，为居民日常的各类洗涮提供了极大便利，也是人们夏日消暑、游泳和纳凉的天然浴场。运河里鱼虾和蛤类水产十分丰富，几乎每家都有一些简单的捕捞工具。傍晚在河边下些鱼笼、鱼网，第二天多少都会有收获。许多潜泳高手，每次都能在运河里捉到成盆的河蚌和螺蛳，足够全家吃一顿丰盛的河鲜。一年三季，随便找个大头针弯个钓钩，再挖几条蚯蚓，坐在河沿上垂钓一二个小时，基本不会空手而归。运气好时，钓几条三两斤的大鱼也毫不稀奇。石佛闸口当年分流挖出的巨大圆形闸湾，后来无须船舶停靠，宽阔的水域常年支着渔民捕鱼的网罾。一旦谁家来了客人，随时可以买到待客佳肴。早年分流开掘的越河已经变成种植莲藕和饲养鱼虾的池塘，成了居民休闲娱乐的街心公园。即使到了冬季运河冰封禁航的时光，静态的河面仍然会变成人们滑冰、打陀螺以及用雪撬类工具运送物品的人间天堂。

从童稚到成年，运河始终如一地陪伴我长大，直到我外出求学为止。耐人寻味的是，即使到外地读书或工作，我这一生终究也没有远离过运河。在济南读大学，其辖地临清属运河城市；在北京就业，更是身处大运河的终点。上世纪末，有一次我偶尔出差顺道回家再看运河，惊讶地发现，熟悉的运河已不见踪影。航道淤塞，航运停滞，河水遭到普遍污染，满眼的萧瑟景象，让事先毫无心理准备的自己，顿时充满了难以言表的悲凉与忧伤。回京后我一度闷闷不乐，连续数日徘徊于曾是运河终点的什刹海，试图以积水潭残留的那一池碧水和葱郁的芙蕖，唤回一些对故乡运河的美好记忆。

进入新世纪，古老运河的命运出现了巨大的戏剧性转机。先是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大部分业已弃航的运河重新承载起东线调水的重任，运河的清污治理也被纳入了国家重要的议事日程。接着，大运河荣登2006年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榜首，运河的历史价值得以重新评估。随后，政府又把京杭大运河作为候选项目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性文化遗产。冥冥中机缘巧合，这期间，我因工作变动调入天津负责文化工作，运河申遗理所当然成了自己任内的一项重要职责。事隔多年，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分管市领导的严肃对话。她说：天津不过是运河的一个过路城市，申遗成功与否似乎与我们关系不大，成功了没多大功劳，但如果因天津工作不到位影响了申遗全局，文广局就有推脱不了的责任。此话虽然质朴得掉渣，却令我压力倍增、格外紧张。在此后的大半年时间里，我带着压力、带着使命感、也带着对大运河的满腔热忱，不时奔波于古运河的整治现场。全线动员、分段施工、资金保障、责任到人，对废弃了近百年、到处是违章建筑、垃圾堆放场和污水沟的天津运河故道，展开了一场全方位的疏浚、清理与改造，终于在赶在专家验收之前完成了各项预定任务，算是为大运河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尽了一份运河子弟的绵薄之力。

2023年，南水北调工程最后完成全线补水，存续了2500年的大运河水再一次开始了由南向北浩浩荡荡的欢快流淌。今年夏日，我再回故乡，同样十分惊喜地看到家乡运河的巨大变化：一度荒芜的运河大堤整饬一新，河岸两侧花草葱笼、绿树成荫，河水清澈见底、碧波荡漾，三五成群的垂钓者悠闲自得地重现于运河两岸，孩童在岸边奔跑嬉戏、老人扎堆诉说当年，古老的大运河确乎再次“死而复生”、焕然一新。尽管北运河大多卸下了昔日的漕运功能，但这并不妨碍这举世闻名的珍贵文化遗产，依然生机勃勃地存活世间。作为曾经在运河边长大且从事过运河保护工作的一份子，我心中不由自主地泛出一缕暖流。

本文围绕京杭大运河展开，介绍了其悠久的历史和重要的地理意义，重点讲述了济宁在运河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和繁荣景象。作者回忆了自己在运河边的生活点滴，展现了运河曾经的热闹与生机。同时，也描述了运河后来的衰落以及新世纪以来的重生。通过这些内容，表达了作者对运河的深厚情感以及对运河保护成果的欣慰，凸显了运河的历史文化价值和保护传承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