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房内外：从车祸伤痛到岁月变迁的沉思

本文围绕母亲遭遇车祸后的住院经历展开，讲述了在县医院和上级医院的所见所闻，包括护工的作用、病房里不同患者的情况、生死瞬间的冲击，还穿插了医院周边的景象以及过往家族与长江相关的故事，最后描述了母亲手术后对衰老和生活的新感悟。

在去年的十一月，一场不大不小的车祸降临到了母亲身上。幸运的是，母亲的大脑并未受到损伤，但脚踝和肋骨骨折，正所谓“伤筋动骨一百天”，母亲至少需要三个月的时间才能恢复。当我从上海匆忙赶回家时，已经是车祸发生后的第二天了。此时，母亲暂时被安排在县医院的神经外科病房。医生需要密切观察她脑部的淤血情况，经过全面评估之后，才能将她转入骨科病房进行骨折治疗。

母亲的神志一直都是清醒的，但车祸那剧烈的撞击还是让她的内心充满了惊恐与不安。特别让母亲感到不适的是，她觉得护工阿姨无法给予她精神上的慰藉。有一次，护工阿姨竟对母亲说：“你现在可舒服了，躺在这里就有人送钱给你花。”这里护工阿姨所说的“送钱”的人其实指的是保险公司。这位护工阿姨在骨科和神外已经工作多年，对车祸治疗和理赔的流程了如指掌。仅仅听医生的诊断，她大概就能判断出患者能不能定伤残，大约能获得多少赔偿。然而，母亲觉得自己躺在床上浑身难受，可护工阿姨却认为有人为母亲花钱是一种福气。这其实并不能简单地评判谁对谁错，只能说立场不同，每个人的感受也就大相径庭。

护工阿姨在县医院工作了很多年，对医院的每个科室和部门都十分熟悉。要不是有她，我根本不会知道，做核磁共振检查时，需要额外花五十块钱请两个阿姨把母亲搬到核磁共振仪上。母亲当时插着尿管，在搬运的过程中，她一直紧紧地攥着自己的尿袋，生怕它被挤爆。这不仅仅关乎母亲的尊严，更关乎她往后的排尿需求。也是护工阿姨告诉我，财务科在医院住院大楼后面的一幢老旧建筑里。交通强制险赔付的一万八，需要先去财务科领单子，再去门诊收费处，才能划到病人的账户里。

实际上，这些护工阿姨承担了一部分导诊的功能。而且，她们之间还存在着一种互相帮助的默契。按照惯例，护工需要二十四小时待在病人身边，但没有人能够完全抛开自己的私人生活，一直守在病人身旁。所以比较常见的情况是，当某个阿姨临时有事时，就会邀请另一个阿姨帮忙“照看照看”。要是碰到搬运病人这样能“挣外快”的机会，阿姨们之间也会相互通知。

此外，护工阿姨还有一项业务，那就是给病人介绍律师。车祸后的病人往往会根据伤情的不同，在神经外科或者骨科住院治疗。这两层病房可以说是相当“热闹”。我在母亲住院的这几天里，就收到了好几张名片，都是那些号称能帮忙争取“最大利益”的人散发的。其实，他们之中很多人只是拉客户的代理人，接下案件后再分派给律师，一般按照最后赔偿款的8%到10%进行收费。母亲的护工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她告诉我，这个“律师”比较靠谱，这里好几个案子都是她负责的。在母亲离开县医院转去上级医院后，阿姨还几次打电话给我询问情况，也追问我们有没有找律师。

神外病房的病人大多是因为车祸入院的，他们都伴随着不同程度的颅脑损伤和骨折，所以需要静卧休息，生活中的一切都由护工或者家人代劳。虽然都是车祸患者，但每个人的情况却各不相同。比如说，被电动三轮车撞就比较麻烦，因为三轮车基本上没有保险，双方难免会因为责任划分问题陷入一场“持久战”。隔壁床的叔叔在车祸后三个多月，都还没收到最终的事故责任认定书，这就意味着治疗的费用暂时全部要由他自己承担。病房内病人的伤情也不一样，但多数人都有不同程度的骨折，他们带着颈围等护具，行动被固定在护具里、轮椅上和病床上。

病房里的时间过得特别慢，就像轮椅的轮子，慢悠悠地碾过走道，从这一头晃到那一头。就这样晃着晃着，太阳就从窗口沉了下去，一天也就结束了。

然而，外面的时间却像在车轮里呼啸着前行。我来到病房的当天下午，就有一个外卖员因为车祸被送到神经外科抢救。送他来的是他的同事们，他们都穿着黄色的外卖服，戴着头盔。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床上，头上包着厚厚的纱布。

神外的抢救室就在母亲病房的对面，为了方便医生和患者进出，抢救室的大门一直敞开着。医生在给外卖员插管时，他的胳膊抽动了几下，当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生命正在一点点消逝，那抽动只是神经反应而已。直到晚上八点左右，陆续来了好几拨亲戚。因为大家都在家乡，亲朋好友来得很迅速，而且人数众多。粗略数一数，一个小时左右来了不下三十人，连隔壁的邻居也赶来见最后一面。医生对邻居说，送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回天乏术了，等事情定了，记得通知家属来拿医疗记录。这在医院应该是常有的事，所以值班护士们相当淡定，在护士站里干着自己的活，丝毫没有被哭声影响。几个护工在病房门口站着观望，不时讨论着“到底有没有戴头盔”之类的话题。有经验的护工说，戴头盔也不能保证绝对安全，在病房里待久了就会知道，送过来的车祸伤者中，外卖员往往是情况最严重的。

哭声一阵接着一阵，等到殡仪馆的车将逝者带走，电梯门关上的瞬间，病房又恢复了安静。在医院里，生与死往往就是这样被一扇门、一张床单简单地隔开，显得那么随意。而后的葬礼、骨灰盒、墓碑等则一点点将死亡的事实落到实处，生死之间被彻底隔开，死亡的严肃和残酷才真正显现出来。

由于母亲的颈椎有滑脱的情况，后续存在一定风险，而且颈椎手术比较复杂，本地医院无法进行。所以，我们在医生的建议下，转到了上一级医院进行手术。这家医院位于长江之滨，是上世纪初由传教士建立的。最初的医院建在一座滨江山坡之上，如今医院的主体部分早已搬到了山下，山上仅剩下后勤部门和行政科室。要不是需要拿医疗档案，我也不会上山。这座山并不高，也不陡，更像是丘陵。我们这里大多是平原，山本来就不多，就算有也是丘陵，缺少真正的山城那种立体发展的可能性。我们这儿的人生活在平原和江畔，只有在养鸡养羊或者过去发洪水的时候，才会考虑当山民。

江边的冬天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萧瑟，道旁的树木大多还保留着绿叶。与山下的建筑不同，山上的建筑呈现出一种混杂的面貌。有些看起来至少是上世纪70年代所建的筒子楼，靠路边的阳台被打通了，贴着“住宿”或者“理发”的标识，做的多半是住院患者或家属的生意，所以也没有什么装修或者需要讲究的地方。

有些则是民国老医院重修后的建筑，大约只能看出建筑原来的状态，一砖一瓦却早已不是当年的了。还有一些废弃的锅炉房，也不知道建于哪个年代。山上的建筑就像是年轮，一层层叠出这里的历史。到了山的最高点，便能俯瞰到长江，长江几千几万年来都是这样流淌着，江上的捞沙船，和十年前我来这里时所见的并没有明显的区别。

从这里，还能看到不远处的长江大桥。在桥建起来之前的许多年里，我的长辈们年轻的时候去外面，只能搭轮渡。我的一个太太（曾祖母）就是这样搭轮渡去上海给人家当带奶妈妈（奶妈），在那里和一个同乡生了个儿子。回家途中，那个男人在轮渡上吃鸡蛋噎死了。太太因为做了这件“丑事”，无法回娘家，也不受原本的丈夫家待见，后来为了活下去，应该受了很多苦。我小的时候去奶奶家，她也总在，和男太太（她第一任丈夫）住在不同的房间，两人不说话，隔了几十年，恩怨都没解开。我那时觉得她是个很凶的老太太，不爱笑，总是板着脸，于是调皮地用玩具宝剑刺她。我妈妈和她的同辈人年轻时去外面当保姆，也是搭轮渡出去的，好几年都不回来。后来长江大桥建了起来，出去的人就更多了。

在这家医院，母亲完成了踝部骨折手术和颈椎复位手术。一个多月后，母亲能够借助轮椅行动；两个月后，她已经能站立行走一段时间了。

母亲对我说，在医院的每一天都让她备受煎熬，尤其是需要戴三个月的颈围。她总是想在睡觉时不戴，或者不按医生要求翻身。母亲天性热爱自由，出车祸前她还给人家做护工，有时同时在两层楼照顾两个病人，是一个被别人需要的人。谁能想到如今她却被禁锢在轮椅上。她做护工时觉得病人有点麻烦，一刻都不能离开人照顾；可自己做病人时，又觉得护工偷懒，总是去串病房聊天。她尤其不喜欢戴颈围，我原本以为她是故意不想遵从医嘱，后来在病房遇到两个同样戴颈围的叔叔，他们见到母亲就上来问：“你是做的颈椎手术吗？”——颈围就像是一个标识，能够迅速帮同病相怜的人找到同类。他们都称，戴这个实在太痛苦了，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因为颈椎病本身也很痛苦。一个叔叔说，他的手无时无刻不在发麻，就像被针刺一样，什么事情都做不了。这种细小的折磨并不会因为手术而彻底根除，只能得到缓解，他显得颇为无奈，似乎找到同类本身也是缓解病痛的一种方法，因为其他人很难感受到那种漫长的折磨。

母亲也有颈椎病。我小的时候科技还没有这么发达，治疗颈椎病的常见手段是物理按摩和“吊脖子”。按摩很好理解，所谓“吊脖子”，就是牵引术，一根绳子穿过横梁，一端绑上砖头，另一端做一个托儿托住颈椎病人的下巴，随着砖头的加码，病人的脖子被一点点抬起。也不知道有没有用，但当时母亲把绳子穿在自家大门上的横梁上，在门口吊脖子，惹来了很多人围观，现在想来也是相当“朋克”。治疗了一段时间后，似乎没怎么好转，但毕竟也没有变差，于是就一直没再管它。

骨科病房依然很“热闹”，塞名片的人比县医院更多，有时一下午就能收到三四张。见我们没有要请他们辩护的意思，才渐渐变少。骨科病房里老人居多，多半是不小心摔倒造成的骨折。变老其实就是行动一点点受限。有一个奶奶说她摔倒是因为站在板凳上够东西，对年轻人来说这是很简单的动作，却导致她摔了下来，腰椎压缩性骨折，打了骨水泥。她对医生说，以后再也不这样了。隔壁床的奶奶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做完手术后没有喊疼，母亲便觉得手术也没那么让人害怕，但是当她自己做完脚踝手术后，第二天还是觉得疼得要命。失去对疼痛的感知能力，或许也意味着人在变老。

手术后不久，母亲就出院了。因为行动受限，她需要重新学习如何借助轮椅和拐杖前进，如何适应颈围的存在。她觉得这是在提前体验二十年后的老年生活，因为没有人能够抗拒衰老的进程。以前她会定期把额前的白发染黑，骨折后也顾不上了。复诊的时候，母亲特意戴上帽子，但其实连我也没留意到白发的存在，或者说，我认为白发是很正常的，但她还是相当在意。

母亲不是一个细心的人，也不是一个注重外表的人，一件外套能穿好些年。然而在白发这件事上，她还是很较真。她舍得花时间花钱去染发，想来也是因为不想就这么承认衰老。但骨折后，她多了几分“豁达”的心态。她跟我说：“白发就白发吧。”也许要紧的是，她还能有重新学走路的机会。

本文通过母亲车祸后的住院经历，展现了医院这个特殊环境下的众生相，包括护工的工作与生活、不同患者的遭遇和困境，还穿插了家族过往与长江相关的故事。同时，描述了母亲在治疗过程中的感受和对衰老的新认知，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脆弱与坚韧，以及人们在面对伤痛和衰老时的无奈与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