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粤匪檄〉与“天津教案”：曾国藩的功过是非，曾国藩：从剿灭太平军到“天津教案”的命运转折

本文围绕曾国藩展开，讲述了他从接到咸丰帝上谕开始办团练、练湘军，到发表《讨粤匪檄》剿灭太平军，再到后来对檄文中反洋教内容自省，以及处理“天津教案”导致名声一落千丈的经历，还提及他对时局的感悟和战胜列强的观点。

在历史的长河中，1853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这一年，因母丧回家守制的曾国藩，接到了时任湖南巡抚张亮基转来的咸丰皇帝上谕。上谕中这样写道：“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身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接到旨意后，曾国藩来到长沙省城，先着手办理团练，而后开始训练湘军。从此，他的人生踏上了一条步步高升的道路，开启了“一代名臣”的辉煌历程。

时光流转到1854年2月，曾国藩经过精心准备，率领着一支17000人的大军出发，他下定决心要剿灭太平军。在出发之前，他发表了著名的《讨粤匪檄》，以此进行政治和军事上的总动员。这篇至关重要的文告，虽然篇幅只有区区千字，但每一个字都经过了字斟句酌，可谓是费尽了心机。从内容结构上看，这篇“千字文”可清晰地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曾国藩巧妙地利用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他将太平军称为“粤匪”，特别强调这里的“粤匪”仅指两广地区。他在文中写道“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通过对“匪”与“被胁之人”采用不同的称呼，制定不同的政策，他试图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两广地区的太平军老兵，同时最大限度地争取两湖三江地区加入不久的新兵。

其次，他深入分析了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他指出，该制度并非是将田地分给农民，而是“归上主”，也就是归“国家”而非个人。他阐述道“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

更为关键的是，曾国藩从文化层面进行动员。他没有单纯强调保卫朝廷，而是着重强调镇压太平军是为了保卫中华文化，以此来广泛动员各阶层反对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崇信“拜上帝会”，曾国藩对此进行了激烈指责。他说“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他还指出“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这则文告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鼓动和煽动作用。然而，八年后，也就是同治元年12月23日（公元1863年2月），此时太平军已剿灭在望，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也将近三年。他在给他人的信中，却对《讨粤匪檄》中有关天主教的内容进行了自省和自悔。他在信中说道“昔年所作檄文，偶及粤匪之教，天父天兄，昆父姊母，大紊伦纪，文字粗浅，不足称述。近乃有好事者为檄，痛诋天主教，辞旨鄙秽，展转传播，颇滋事端。鄙意我苟求胜于彼，不必锱铢较量，尤不在语言文字，但令中国之官必廉必正，中国之兵能战能守，自上至下，事事可以对人，使彼无轻视之心，而后有敬服之渐，庶几潜移默运，转弱为强。今审势量力，茫无足恃，一时快意，不过扬汤止沸，将来召侮，仍不免掩耳盗铃。外省情形，都中或未尽悉。阁下若居言路，尚祈并观兼听，持平立言，则所虑者远而所益者大矣”（曾国藩：“复王家璧”）。此时的他，对时局的感受和认识与当初组建“团练”时已大不相同。他感受到“反教”风潮正在兴起，指责那些“痛诋天主教，辞旨鄙秽，展转传播，颇滋事端”的行为，同时也自责自己当年怒斥洋教的言辞“文字粗浅，不足称述”，这也算是间接承认了自己有开启此时“辞旨鄙秽”反洋教之风的过错。

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在这封信中对《讨粤匪檄》的其他方面都未提及，单单对反洋教这一段文字表示自悔自责。这表明他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反洋教”将会是影响王朝命运的重大问题。只是，他或许没有想到，自己的“一世英名”也将因此事而毁于一旦，自己的人生也将因此走向“终结”。

1870年，“天津教案”爆发，曾国藩受命处理此案。面对法方提出的缉拿凶手的要求，他深知难以拒绝，于是匆忙“缉拿”了20名“凶手”并判决死刑，试图以此来抵偿被打死的20名洋人之命。然而，在这20名“凶手”中，有些是已经判决死刑的囚犯，有些则并无确凿证据。对于这种不讲证据的“一命抵一命”的做法，连他的门生李鸿章都不认可，急忙去信劝阻。

在“天津教案”处理后期还未议结时，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朝廷将曾任两江总督多年的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由李鸿章接任最后议结津案。李鸿章接手后才发现，自己原来的想法根本行不通，最终不得不“一守曾国藩旧章”。不过，由于被打死的20名洋人中，有4人是俄国人，俄方此时只索要高额经济赔偿，并不要求中国人“一命抵一命”，所以李鸿章只是将原判20人死刑改为16人死刑，其余如支付法、俄等国抚恤费和赔偿财产损失银49万两，派崇厚作为中国特使到法国赔礼道歉等事项则完全照旧。“天津教案”让曾国藩从“中兴名臣”瞬间沦为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成为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几年前，他因剿灭太平天国几乎成为“立功、立言、立德”的传统意义上的“完人”，名望达到了顶峰，无人能与之相比。然而，此时的他却成了千夫所指的罪人，他自己也深感“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曾国藩的这封短信，不仅让我们看到他预感到了时局的变化，更提出了战胜列强的一个重要观点：“我苟求胜于彼，不必锱铢较量，尤不在语言文字。”他认为，重要的不是在言语文字上与列强针锋相对、斤斤计较，而是要明修内政，做好自己的事情。他说“但令中国之官必廉必正，中国之兵能战能守，自上至下，事事可以对人，使彼无轻视之心，而后有敬服之渐，庶几潜移默运，转弱为强”。否则，仅仅图一时的口舌之快，终究只是扬汤止沸，“将来召侮，仍不免掩耳盗铃”。

本文详细讲述了曾国藩从办团练、练湘军，到发表《讨粤匪檄》剿灭太平军，再到对檄文中反洋教内容自省，最后处理“天津教案”导致名声扫地的一生经历。展现了他从“一代名臣”到千夫所指的巨大转变，同时也体现了他对时局的洞察以及提出的战胜列强需明修内政的观点。曾国藩的人生起伏反映了当时复杂的社会局势和文化冲突。